据《中国企业家》报道，海牙唐人街，欧洲大陆第一座中国牌楼是其标志，两条飞龙盘绕着石柱，街道的石板上铭刻着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
周蔚宗的手机连锁店gsm-shop旗舰店就在街口，这个位置隐喻着它的定位：华人是gsm-shop的重要客户，不过，它也希望吸引更多的荷兰人。
周36岁，国字脸，短发向上梳，嘴角和眼角总挂着笑意。虽然在温州出生，娶了位来自福建青田的太太，不过，他说的最流利的是荷兰语和英语(论坛)，其次是温州话和广东话，普通话则磕磕绊绊，有时，需要其中国员工做翻译。
他是荷兰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华商之一，gsm-shop鼎盛时以销量计算，在同行业中排第四位，而排在前三的都是本土大集团公司。他还创办了荷兰最大的中文报纸《中荷商报》，这也是唯一一份能从荷兰到中国的飞机上看到的中文报纸。他最新的大手笔，是在海牙核心地段买下了大片土地，要建一个亚洲商贸中心ABC。
“ATOM(周蔚宗的英文名)极为精明，有价值的商业机会，只要和他说一句，他马上就能领悟到。”西荷兰投资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评价，“下次你可能都忘了自己说过这句话，而他已经从中把钱赚到了。”
周继承了中国最具“财商”的温州人基因，他和父辈一样，吃苦耐劳，敢想敢做，精于筹划。与父辈不同的是，他在欧洲商业氛围最浓厚的荷兰成长，接受商学院系统教育，熟悉西方商业规则，具有更大野心，能更开放主动地参与社区活动。他所代表的一代，已不满足于开餐馆或卖皮鞋等生意，而是将真正进入欧洲主流社会的“新温州人”。
温州十人九商，可周蔚宗并非“富二代”。
他的祖父曾经漂泊比利时，父亲于1970年代末也来到欧洲，后定居到荷兰海牙。也许是对童年缺乏记忆，也许是父亲出国的过程有太多曲折，周对这段历史不愿多谈。
1983年，8岁的周蔚宗和母亲也来到海牙，周父之前在华人餐馆打工，一家人都过来后，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。
周蔚宗自幼年起接受荷兰教育，逐渐忘记了中国字如何读写。“我从小在厨房里帮忙，觉得做餐馆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，按照荷兰的一句谚语，这是‘投入很多，但是赚得很少’的生意。”周蔚宗一直在想，有没有一种“投入少赚得多”的生意呢？
他没有和父亲探讨这种想法，在父亲眼中，这种生意或许太不现实了。
1999年，他尚在海牙大学读商学院时，就买了部手机。那时荷兰手机产业刚起步，网络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非常糟糕，周蔚宗深感不满，决定去投诉卖给他手机的公司。为了投诉，他查阅了该公司大量资料，越查越着迷，后来干脆把投诉这件事给忘了。他发现服务这么差的公司，赚钱却能如此简单。
在荷兰，手机买卖与网络供应商绑定，只要和供应商签订一个话费消费协议，手机通常免费提供。“它和我签订合约后就能赚到200荷兰盾。”周蔚宗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“我不要赚那么多，只要赚100荷兰盾就够了。”
那时华人中还没有人做手机销售的生意，因为这个生意比较复杂，而华人更习惯于从餐饮、贸易等简单直接的交易中获利。销售手机需要与供应商合作，申请牌照，多数华人望而却步。对华人而言，许多人对手机怎么使用，选择哪种话费标准合算还不懂，更不用说从中赚钱了。
周蔚宗有两个特点，他习惯从别人做不好的生意中发现机会，看到别人做得好的生意，他会想钱都让哪个环节赚了。荷兰有Bel Company、The Phone house、T for Telecom等五大网络供应公司，周蔚宗邀请他们高层分别来到校园，向对方展示PPT，讲解自己的计划，希望能成为代理商。这在中国相当于和中国联通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同时谈判，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，缘何有这种能量？
“荷兰人非常Business，他们只看重在交易中彼此能提供什么。”阿姆斯特丹投资局中国处主管潘文山解释。而周手中，恰恰有五大供应商需要的资源，那就是潜在的华人消费群。
周蔚宗分析这个群体有三大特点：他们的手机话费都比较高；他们普遍喜欢最新款手机；他们消费信誉非常好，很多本地人欠了一堆电话费不付，但华人不会。“有这三个理由，正在抢客户的供应商会和我合作。”周盘算，“他们到达不了这部分客户，而我可以，我有能力成为他们唯一的代理商。”
(留学 liuxue86.com)
周蔚宗的手机连锁店gsm-shop旗舰店就在街口，这个位置隐喻着它的定位：华人是gsm-shop的重要客户，不过，它也希望吸引更多的荷兰人。
周36岁，国字脸，短发向上梳，嘴角和眼角总挂着笑意。虽然在温州出生，娶了位来自福建青田的太太，不过，他说的最流利的是荷兰语和英语(论坛)，其次是温州话和广东话，普通话则磕磕绊绊，有时，需要其中国员工做翻译。
他是荷兰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华商之一，gsm-shop鼎盛时以销量计算，在同行业中排第四位，而排在前三的都是本土大集团公司。他还创办了荷兰最大的中文报纸《中荷商报》，这也是唯一一份能从荷兰到中国的飞机上看到的中文报纸。他最新的大手笔，是在海牙核心地段买下了大片土地，要建一个亚洲商贸中心ABC。
“ATOM(周蔚宗的英文名)极为精明，有价值的商业机会，只要和他说一句，他马上就能领悟到。”西荷兰投资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评价，“下次你可能都忘了自己说过这句话，而他已经从中把钱赚到了。”
周继承了中国最具“财商”的温州人基因，他和父辈一样，吃苦耐劳，敢想敢做，精于筹划。与父辈不同的是，他在欧洲商业氛围最浓厚的荷兰成长，接受商学院系统教育，熟悉西方商业规则，具有更大野心，能更开放主动地参与社区活动。他所代表的一代，已不满足于开餐馆或卖皮鞋等生意，而是将真正进入欧洲主流社会的“新温州人”。
温州十人九商，可周蔚宗并非“富二代”。
他的祖父曾经漂泊比利时，父亲于1970年代末也来到欧洲，后定居到荷兰海牙。也许是对童年缺乏记忆，也许是父亲出国的过程有太多曲折，周对这段历史不愿多谈。
1983年，8岁的周蔚宗和母亲也来到海牙，周父之前在华人餐馆打工，一家人都过来后，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。
周蔚宗自幼年起接受荷兰教育，逐渐忘记了中国字如何读写。“我从小在厨房里帮忙，觉得做餐馆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，按照荷兰的一句谚语，这是‘投入很多，但是赚得很少’的生意。”周蔚宗一直在想，有没有一种“投入少赚得多”的生意呢？
他没有和父亲探讨这种想法，在父亲眼中，这种生意或许太不现实了。
1999年，他尚在海牙大学读商学院时，就买了部手机。那时荷兰手机产业刚起步，网络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非常糟糕，周蔚宗深感不满，决定去投诉卖给他手机的公司。为了投诉，他查阅了该公司大量资料，越查越着迷，后来干脆把投诉这件事给忘了。他发现服务这么差的公司，赚钱却能如此简单。
在荷兰，手机买卖与网络供应商绑定，只要和供应商签订一个话费消费协议，手机通常免费提供。“它和我签订合约后就能赚到200荷兰盾。”周蔚宗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“我不要赚那么多，只要赚100荷兰盾就够了。”
那时华人中还没有人做手机销售的生意，因为这个生意比较复杂，而华人更习惯于从餐饮、贸易等简单直接的交易中获利。销售手机需要与供应商合作，申请牌照，多数华人望而却步。对华人而言，许多人对手机怎么使用，选择哪种话费标准合算还不懂，更不用说从中赚钱了。
周蔚宗有两个特点，他习惯从别人做不好的生意中发现机会，看到别人做得好的生意，他会想钱都让哪个环节赚了。荷兰有Bel Company、The Phone house、T for Telecom等五大网络供应公司，周蔚宗邀请他们高层分别来到校园，向对方展示PPT，讲解自己的计划，希望能成为代理商。这在中国相当于和中国联通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同时谈判，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，缘何有这种能量？
“荷兰人非常Business，他们只看重在交易中彼此能提供什么。”阿姆斯特丹投资局中国处主管潘文山解释。而周手中，恰恰有五大供应商需要的资源，那就是潜在的华人消费群。
周蔚宗分析这个群体有三大特点：他们的手机话费都比较高；他们普遍喜欢最新款手机；他们消费信誉非常好，很多本地人欠了一堆电话费不付，但华人不会。“有这三个理由，正在抢客户的供应商会和我合作。”周盘算，“他们到达不了这部分客户，而我可以，我有能力成为他们唯一的代理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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